在中国抗战史上，国民党将领秦德纯的名字应当被人们记住。秦德纯是山东沂水人，早年入济南陆军小学，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 。历任团长、旅长、师长、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北平市长，还当过山东省政府主席兼青岛市市长。他于“七七事变”前夕，忍辱负重，与日本人周旋，身处历史的漩涡最中心。
临危不乱，勇救小伙伴
秦德纯，字绍文，生于1893年，山东沂水县后埠东村人。鲁青抗战史研究专家张成先生说 ，1962年11月，秦德纯在70岁(此处为虚岁，下文所提及年龄均为虚岁)寿辰时，曾出版有一本《海澨谈往》，回忆了自己的一生。
秦德纯祖上世代耕读。他的祖父秦仙桥在清朝咸丰年间曾组织乡团 ，抵抗捻军，城郊村庄因此而获得保全。变乱平息之后，沂水知县要以军功的名义保举秦仙桥。秦仙桥再三推辞不掉，便提出增加县里的秀才名额。于是，经过批准，沂水县的秀才名额从16人增加到18人。第二年举行院试，秦德纯的父亲秦鉴堂正好考了第十七名，得中秀才。秦德纯说：“上天这种安排，仿佛有意酬报贝内文托门下空洞，陷入守门大考验我的祖父。全县乡绅亦认为理所应当，都向我祖父庆贺。”
秦德纯的父亲共兄弟三人，二伯父光绪五年中举人，曾在山西省任知县，民国成立后返回沂水养老。他父亲中秀才之后，三次参加乡试都未能中举。清末废科举之后，开办学堂，他父亲被推举为沂水县劝学所所长，一干就是很多年。当时沂水县的读书人，很多出自其门下。
可见，秦德纯也算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生育四人，秦德纯年龄最小，上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秦德纯出生时，父母均已40岁。小时候，他很听话，性格温顺，父母自然也很喜欢他。秦德纯的开蒙老师是沂水县的田兰生先生，后来秦德纯主持北平市政府时，将其聘为顾问。那年夏秋之交，山洪暴发。放学后，秦德纯看到水势稍退，就跟着七八个小伙伴一起，下河游泳。突然，一个浪头打来，他支撑不住，被大水卷走。一直漂到三里之外的牛岭埠，才被亲戚捞起来。倘若再漂三四里，河水汇入沂水主干道，那肯定没救了。当时，秦德纯才8岁，这一幕直到年老后想起来，还让他心有余悸。
不过，秦德纯从小时候就表现出遇事镇静，临危不乱的素质。秦德纯有个小伙伴名叫秦之杰，比他大一岁，但论辈分是他的侄子 。秦之杰弄来一支火枪，打鸟玩。有一天，他买了一包火药，悄悄带到秦德纯家的书房里，倒出一点来，用香火点了，让他帮着看药性好不好。药性很好，秦德纯说：“要小心 ，免得发生危险。”秦之杰一边答应，一边把香火弄灭，跟火药一起放到自己口袋里。当时，在书房里还有好几个比秦德纯大几岁的孩子 ，因为老师不在，就都在一起玩。秦德纯和秦之杰在门口闲聊，忽然秦之杰的大褂和头发都着起火来——可能是香火没完全灭，引燃了火药，别的小伙伴都吓跑了。秦之杰也吓坏了，怕烧着房子 ，让秦德纯别告诉他父亲，说完倒地不起。秦德纯赶紧帮秦之杰脱下马褂，把身上和头发上的火扑灭。浓烟引来了附近的大人，用门板把秦之杰抬走送医。
这一次，村里的人都夸秦德纯沉着冷静。秦之杰所受的伤的确不轻，养了七八个月才恢复。
学霸，一生只挨一次打
张成先生说 ，用今天的眼光看，秦德纯从小就是个“学霸”。在他所著的《秦德纯回忆录》中称，在求学过程中，他只挨了老师一次打，那还是他九岁那年读《孟子》的时候，被打了三板。
1908年，秦德纯和秦之杰带着沂水知县的公文，前去济南投考陆军小学。为什么要读军校呢?秦德纯回忆称，小时候母亲读书给他听，读到《桃花扇》中武昌萧条落败一幕，感叹：“国家到此地步，雄镇尚且如此，他营可想而知，怎么不亡国呢!bwin必赢官网”秦德纯写道：“我听了母亲这几句话，默默地想了许久，无形之中，启发了我从军的意念。”
那次，沂水县共6人去考济南陆军小学，但录取的仅秦德纯一人。陆军小学在济南南关附近，其教育目标在于培养陆军低级干部，上课三个月后考试，秦德纯名列第一。此后，他在考试中多次名列榜首。1909年，陆军小学发生过一起踩踏事件，秦德纯被踩伤，幸亏不重。
1911年阴历三月十五，秦德纯受报纸言论的影响，和同学共15人悄悄溜到操场，彼此把辫子剪了。第二天一早，队长发现了，便报告当时任监督的王者化。王者化不敢做主，又上报山东巡抚孙宝琦。孙宝琦劈头就问：“这15个学生是不是革命党?”王者化说：“这些学生平时很守规矩，成绩很优良，不像革命党。”接着他又说了一些好话，孙宝琦对此事并未追究。学校对他们的处罚是禁足四个星期，还让他们每人做了一条假辫子 ，装在了军帽上，掩人耳目。这年夏天，秦德纯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济南陆军小学毕业。
而后，秦德纯又只身到北京，考入北京第一陆军中学。陆军中学专门接收各地陆军小学的毕业生，位于清河镇，距离清华大学约有一站路。开学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大火熊熊燃起。北京第一陆军中学停办，学生纷纷参加革命队伍，成为军队干部。秦德纯从北京回到济南，不久后因母亲病重，返回沂水。母亲去世后，秦德纯奉命回北京复学。当时，学校中的伙食很差，课业又重，1000多个学生中体弱病死的竟有数十人。他后来在回忆录中称“确是校方对同学的一大虐政”。
到陆军军官学校受训之前，秦德纯按照要求，在北苑陆军第10师37团第一营入伍，正式成为一名军人。陆军军官学校设在保定，秦德纯学习很用功，但空闲时也曾和同学一起去听荀慧生(四大名旦之一)唱戏。他们还写信给戏班老板，称如果不给荀慧生加钱，就砸毁戏院。
1916年，秦德纯从陆军军官学校后，先后在济南、周村的部队中任教官等职。1919年正月，他在济南结婚，妻子孙挹清是济南黑虎泉高等小学的校长。这年夏天，北京陆军大学开始招生，秦德纯所在的部队中有上百人报考，名额却只有两个，他还是考上了。
北京陆军大学在北京西直门里大街。秦德纯和几个同学一起住在新开胡同9号，传说那是一座“凶宅”，每隔半年就死一个人。他们一开始不信，结果很快就有人染病而死，于是赶紧搬离。后来有同学住进来，而那同学的妻子也得病身亡。秦德纯在回忆录中说：“是否凶宅不知道，但未免太巧合了。”
在关帝庙求签逃过一劫
“秦德纯科班出身，会带兵打仗，但他打仗的经历很多是在军阀混战时期，与多个派系的军阀都有联系。”张成先生说。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根据北京陆军大学规定，如果战争爆发，学生要回原来所在部队。秦德纯所在的师为皖系，师长眼看大势已去，为给国家保存力量，便向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投降。吴佩孚命令他们缴枪，秦德纯说“我有没学过缴枪”，就又回陆军大学了。毕业前，秦德纯曾受邀赴孙传芳处，却又被孙派去东北，与张作霖沟通感情。
到沈阳后，秦德纯就住在张作霖的手下张宗昌家。张宗昌拉他打麻将，输给他3000块钱。秦德纯一直在学校上学，在部队也是小参谋，哪见过这种场面?赶紧起来推辞，张宗昌抓了一把钱给他，让他收下，后来秦德纯悄悄数了数，有500多块钱，比他带的路费都多。
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秦德纯被孙传芳调往河南，在王为蔚部任职。他与王为蔚一起，先后与冯玉祥部下军队交战，后来也独自带兵与奉系对阵。秦德纯有次向河南驻马店撤退时，路过一座关帝庙，于是就去抽了一根签。去查签条时，见上面有句诗：“知君应是万户侯，如今骑马胜骑牛。须知骑牛多障碍，还是骑马得自由。”当时，秦德纯是坐在小汽车上的，他觉得小汽车是“牛”，于是弃车骑马。结果刚刚走了200多米，部队就遭到马占山手下骑兵袭击，坐在小汽车上的副官被打死，而秦德纯因骑马而逃过一劫。就是在驻马店，秦德纯率军参加国民革命军，加入北伐行列。秦德纯在《海澨谈往》中说：“此事相隔三十余年，犹历历在目。”
秦德纯对吴佩孚的风度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专门辟出一节来，写吴佩孚给他讲易经，把“亢龙有悔”结合时局来讲。秦德纯后来也曾在冯玉祥麾下任职。1931年春，当时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已然失势。秦德纯专门到山西汾阳山中去看冯玉祥，冯玉祥含泪对他说：“从前我以为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是好的，外面来的部队是差的贝内文托门下空洞，陷入守门大考验；跟随我时间久的是可靠的，后来的是不可靠的；可是在危机患难的时候，倒戈的却都是肱股心腹。现在老还来看我的，都是外边的朋友，真是既感且愧。”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正步步紧逼，这时的秦德纯还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自己将陷身于中日矛盾的漩涡中心。
在七七事变前后，秦德纯一直是中方与日本斡旋的核心人物。因为蒋介石的密令，他不能和日本人直接翻脸，曾被气得当场吐血。当日军进攻宛平城时，也是他命令中国守军开枪还击 ，在卢沟桥展开激战。日本战败投降后，同盟国在东京审判战犯，秦德纯也作为证人参加。1948年10月，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又兼青岛市市长，后来曾在青岛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谈话，把青岛比喻为象棋的边卒。
忍辱负重，被土肥原气得吐血
1935年6月27日，中日之间曾签署《秦土协定》，该协定以中方代表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的名字命名，处理“张北事件”善后事宜。
《人民政协报》所刊发马鸿雁的《两次“张北事件”导致<秦土协定>》一文中记述了相关经过。两次事件均发生在张北县，均为日本人制造事端，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于1935年6月19日，免除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以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代理省主席(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但蒋介石有什么军机大事，不事先对宋哲元打招呼，而是先通知副军长秦德纯)。6月23日晚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以“私人拜会”为由闯入秦德纯在北平的住宅，和一直拒绝见他的秦德纯会了面，提出实现拟定的“要求事项”，并在后面加上了“承认日满对蒙工作”、“招聘日本人为顾问”、“协助日本诸如建设机场，设置无线电台等军事设备”等6项“特别期待事项”。在会谈中，土肥原还蛮横地说：“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秦德纯气得浑身发抖，大声回答：“那么，你们就派军队来进占察哈尔好了!二十九军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拼战到底!”此时，秦德纯卷起了袖子，想要痛揍土肥原一顿，但一转念，如果揍了他则难以善后，又极力按捺住冲动，结果导致当场吐血，倒在沙发上。
秦德纯随即请示南京。27日上午，他与土肥原签定《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他猛烈抨击，视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亲戚朋友也纷纷登报打电报骂他,老父亲登报声明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令秦德纯内心痛苦之极。
《秦德纯回忆录》中称，1935年初秋，蒋介石在庐山电召秦德纯，说：“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作战”，蒋介石当时还表示，希望宋哲元“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在不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可以“妥密应付”，蒋介石又嘱咐秦德纯，“此事仅可密告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及为要。”这显然是一道密令。
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及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秦德纯为常务委员兼北平市市长。但后来，宋哲元为避免日本人的纠缠，于1937年2月，以为父亲修墓为由，回到山东乐陵老家。这样一来，北平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秦德纯处理，他也只好更加小心地应对。
下令吉星文团，还击日寇
“七七事变中，中国守军奋起还击日本侵略者，第一枪是秦德纯下令开的。”鲁青抗战研究史专家张成先生说。
1937年五六月间，日本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双方军队时有冲突，秦德纯坚守大原则尽力周旋，“使日方无藉口余地”。6月中旬，胡适、傅斯年等人接到蒋介石邀请，让他们7月中旬赶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秦德纯一向对言论自由持相对宽容态度，被文化界相对认可。1936年夏季，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因一篇批评文章被宋哲元叫停，经秦德纯等人努力，才得以复刊。7月7日，秦德纯请胡适等人吃饭，一方面有饯行的意思，另一方面他也想请这些文化界名流们，试探一下南京政府的态度。然而，就在这场饯行宴回来不到两小时，“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7月7日夜，秦德纯突然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委魏宗翰及负责对日交涉的林耕宇专员电话，称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在整队时，遭29军部队射击，因而走失一名士兵，并见该士兵被迫走入宛平县城，日军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秦德纯表态：卢沟桥是中国的领土，日军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约，妨碍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不过，他为平息事端，还让了一步，说可等天亮后，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个“失踪”的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很快就回到队伍。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记述：“实际上，约3小时(一说20分钟)之后，下落不明的士兵归了队，并非被中国方面绑架去了。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
然而，日军仍要求进城检查。在李菁所写的《点燃战争：卢沟桥现场》一文中称，秦德纯立即电告部队“要严密戒备，准备应战”。次日凌晨3点30分，守卫卢沟桥的219团团长吉星文给秦德纯打来电话，宛平危急 。秦德纯当即指示：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很快，战斗打响，之前秦德纯曾叮嘱吉星文团长：日军未射击前，我方不先射击，待他们射击而接近我最有效射程距离内，以“快放”、“齐放”猛烈射击。所以交战之初，日军伤亡颇重。
七七事变后，平津失守。宋哲元派秦德纯前往南京报告，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检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44年任兵役部政务次长，1945年任军令部次长。
中国军队撤退后，日军通过卢沟桥
这是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的重机枪阵地
在东京审判中当证人
秦德纯还应被记住的一个原因是，他1946年曾作为证人出现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 ，史称东京审判。张成先生说，起初蒋介石认为，这个国际审判不过是走走过场，只要法官、检察官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没想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英美诉讼体系，证据采信要求缜密、严格，一丝不苟。
《秦德纯回忆录》中称，他在东京作证共四天，其程序是先由检察官根据物证提出控告，再由被告辩护人提出反辩，往返辩论，颇为激烈。第三天遇到了一件事：日本前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的辩护律师在庭上手持一幅中国画(清山水大师王石谷的作品)，声称是当时宋哲元送给土肥原的，以此想证明宋与土肥原的关系良好，“秦将军的证言不足采信”。此画确为宋哲元本人所赠，且有边款，从字迹辨认，系宋的秘书长杨镇南所题。但秦德纯当即在庭上指出：这是私人交往馈赠的纪念品，不能用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北平是中国旧都，各国外交使节武官等留住的甚多，时与地方当局互赠礼品是平常事，也是极其普通的事，既不能代表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代表外交的好坏，完全是出自应有的礼仪来往，此番话让“审判长及各审判员频频颔首”。
不过也有人说，秦德纯在东京审判中一度窘迫。当时与秦德纯同为证人的还有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长的王冷斋。钟兆云在《目睹日军一次次背信弃约》一文中称，美国打算有保留地严惩日本军国主义，因此在审判中极力操纵法庭，提出了种种障碍。中国方面在审判初期没有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而陷于被动，有冤难伸。秦德纯到庭作证时，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法庭斥为空洞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后来，王冷斋等人与秦德纯一起，齐心协力，终于逐渐扭转局势。1948年11月12日，远东军事法庭对各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处以绞刑。
当青岛市长，用棉纱换煤炭
1948年9月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秦德纯在《青岛于役前后》一文中记述称，1948年10月，他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又兼任青岛市市长。当时除青岛外山东各地均已解放。1949年3月9日，秦德纯到达青岛，在这里共停留约20天。当他所乘飞机到达机场时，当地热烈欢迎，他心中却是“惭愧无地，因当此艰危紧张局面，我只身前来，如何能挽既倒的狂澜”。
秦德纯到青岛后，住在迎宾馆。当时青岛难民很多，虽然有美国援助的面粉可以吃，但没有燃料。于是市民纷纷挖马路上的柏油烧饭，因火力不足，只能吃半生不熟的饭。还有的砍伐树木，致使栽种多年的水果树被砍去不少。当时市政府曾经把青岛的棉纱运往中国台湾，换回煤炭。但当时的树木已损失过半。后来，秦德纯被召回南京，国民党元老张群就对他说：“你们青岛，现在已成了黄岛(指没有树了，变黄了)了。”
据秦德纯在《海澨谈往》中记述，4月初他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一次谈话，他把青岛比喻为象棋的边卒，说解放军已经在长江以北吃掉了车马炮，为什么不吃这个卒子。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秦德纯乘飞机先赴上海，再飞广州，再抵成都。1949年12月19日，秦德纯到了台湾。1963年在台北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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