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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条著名的船可以看出中美国运变化。
?我还是挺喜欢曾国藩书信的婆婆妈妈，很有人情味。能和朋友谈点小事儿其实更加难得。
?摩尔斯电报为何战胜五针电报？摩尔斯密码是摩尔斯发明的吗？
【正文】
英国人汤姆·斯坦迪奇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其实是一本讲电报的发明和应用的书，可是和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互联网联系起来，就有了很强的代入感，尤其是这本书出版时刚好是在互联网初期的1998年。为了更接地气，这篇文章就叫《曾国藩时代的互联网》吧广厦队罕见犯错，被对手乘虚而入逆转胜利！不是开玩笑，文章的每一处我都核实了原始出处。
《维多利亚时代的互联网》
空间上的距离带来时间中的焦虑
电报诞生于160年前，正好是大家认为的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我们就从1840年开始说起。那一年，经过长途跋涉从老家湖南湘乡来到京师的的曾国藩（1811-1872）给父母写信，报告一路的详细经过，具体到哪一天经过什么地方，到哪里拜客，收了多少“红包”，以及初到京师跟哪些朋友交往，平时做什么“作业”，老师的升迁情况如何，宫廷有哪些大事，同乡在北京的状况，甚至连同学没有收到“大红包”也要惋惜一番，总之事无巨细，曾国藩都写在家信里，也要求父母写信到北京时，要把家里甚至亲戚家里的鸡毛蒜皮都要记下来——“以繁琐为贵”。
从来没见过这么婆婆妈妈的一代名臣!就连广厦队罕见犯错，被对手乘虚而入逆转胜利他的父亲都嫌他对家乡的事情管得太多。另外有一个湖南人在自传里号称“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还说他“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更加骇人的是，他到一个朋友家，朋友热情地要“买肉”招待他，而且仔细叮嘱佣人一些细节，当年学生时代碰上这样的朋友，多么好啊，可是他竟然“动怒”了，跟朋友绝交了，因为他认为和朋友“只谈大事”，可是我觉得能和朋友谈点小事儿其实更加难得。
所以我还是挺喜欢曾国藩书信的婆婆妈妈，很有人情味，一方面是曾国藩浓重的家乡情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传递费时，因此更加珍贵。这是《曾国藩全集》中收录的第一封家信，其实他的家信非常多，但流传下来的不多。在这封信中，他就提到，在汉口时他曾经托人给家里带信，但是这封信并有流传下来，也不清楚父母是否收到。在当年另外一封家信他还提到，另外一位后来与他齐名的中兴名臣，也是他的老乡胡林翼从北京扶柩还乡，结果在路上被打劫了，在那个时代，长途旅行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从现存曾国藩家书可以看到，他在给家里写信时往往有编号，这样就能弄清，哪些书信送到了，哪些书信遗失了。可见当时书信传递不但费时，而且也不能保证送到。
空间上的距离带来时间中的焦虑，未来不可知，远方不可知。
曾国藩家书
电报诞生之前传递信息最快的是……
15年前，那时塞缪尔·摩尔斯还没有发明电报，而是一名刚开始崭露头角的肖像画家，他在华盛顿打算给一位大人物画一幅全身像，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都赫赫有名的法拉耶特侯爵，他志愿参加美国革命，在约克镇战役中决定性地击败英军，1789年出任法国国民军总司令，起草《人权宣言》和制定三色国旗，成为立宪派的首脑，被称为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
为这样一位英雄画画，摩尔斯非常高兴。当时他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妻子正处在生完第三个孩子的恢复之中，刚好他又收到父亲的来信，说“你亲爱的妻子正在康复”，于是他给妻子写信，说“我渴盼你的来信”，他的信写于1825年2月10日，而他的妻子已经在2月7日去世，华盛顿距离纽黑文也要4天的路程，所以摩尔斯是在2月11日才得到妻子去世的噩耗。
萨缪尔·摩尔斯
在电报诞生之前，传递信息最快的还是驿站的快马。这一套驿站系统在中国古代是最为完善的，在清朝达到极致，驿马一天可以跑四五百里，最快可以跑八百里，也就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的“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在曾国藩时代，“八百里加急”是非常罕见的，主要用于重大军事、政治信息的传递，比如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28年2月12日），叛首张格尔在新疆喀尔铁盖山（今喀拉铁克山）被生擒，前方统帅大学士、扬威将军长龄“以八百里加急”向道光皇帝红旗报捷。皇帝是在一八二八年正月二十二日（3月7日）接到捷报，大约用了25天时间。正月初六（1828年2月22日），张格尔被槛送赴京，五月初十（6月21日）抵达北京，差不多走了4个月。
驿站主要用于传递军政信息，普通百姓的信件一般不可能享用驿站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在交通和通信上，东方的曾国藩和西方的摩尔斯都面临很大的局限，但在同时代的西方，交通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也就是蒸汽机动力轮船以及铁路的发明。
1807年8月17日下午1点，富尔顿制造的“北河号”（他死后改名叫“克莱蒙特号”）从纽约克里斯托弗大街的码头出发，到8月18日下午1点，用了24个小时，航行了110英里。19日早上，克莱蒙特号再次启航，花了8个小时，航行40英里，最后抵达奥尔巴尼，整个航程150英里，平均时速5英里；1825年，也就是摩尔斯妻子去世那一年，英国发明家乔治·史蒂芬森完成了第一辆蒸汽机火车，9月27日，史蒂芬森亲自驾驶机车，牵引着12节煤车、20节乘客车厢,还有450名好奇的乘客，机车从斯多克顿出发，安全抵达达林顿车站, 时速24公里，两小时内行驶了15公里，某些路段时速达到了39公里。
克莱蒙特号
简单朴素之中蕴藏着持久和确定
在信息传递方面，法国人克劳德·查普在1791年发明了一种观感电报，他用4分钟的时间，向十英里之外的地方传递了一个消息：“如果成功，你们将很快沐浴在圣光之下。”电报由此诞生了，这一年摩尔斯刚好出生。所谓查普电报，主要是通过视觉传播，靠望远镜观看，类似于中国古代传说的烽火台，通过烟火传递战争警报，只不过查普电报机通过转动臂转动，可以代表不同字母，比烽火能够传递更多更复杂的信息而已，就是现代版的烽火台，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如果下雨或者雾霾，这个观感电报就没有用了。
摩尔斯对电报发生兴趣是在1832年，他从欧洲乘船横跨大西洋回美国的船上。一位来自波士顿的查尔斯·杰克逊医生谈到，电流可以通过任何长度的电路即时传播，这让身为画家的摩尔斯非常震惊，他认为，电路可以传递电流，也就可以传递信息。后来，摩尔斯在莱纳德·盖尔和阿尔弗莱德·威尔（有人说威尔可能才是所谓摩尔斯密码的发明者）的帮助下，于1837年造出了一个电流电报机的样机，并且申请了专利。
有线电报机
尽管在摩尔斯发明电流电报机的同时甚至更早，英国的库克和惠斯通也制造了一种五针电流电报机，但是他们的电报机存在一些技术缺陷，比如字母表上只有20个字母，CJQUXZ等字母被省略了，这就会导致有些词语没法完整发出去，让这就导致五针电流电报机推广受限，所以大家一提到电报就是摩尔斯电报。甚至库克后来也承认摩尔斯电报的优越性，他向摩尔斯说，“这是世界上最为简单朴素的电报系统，而正是于简单朴素之中，蕴藏着持久和确定”（刘慈欣《三体》P35有个网站，有兴趣的可以开看看）。
摩尔斯电码与电报按键
“看看上帝的杰作吧广厦队罕见犯错，被对手乘虚而入逆转胜利！”
当然，一项新技术初期投资过大，政府的支持也很重要。1838年，也就是曾国藩考取进士这一年，摩尔斯带着他的设备来到华盛顿，向总统，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外交官以及大学生展示了他的专利，尽管按照当地报纸的说法，伴随着“电闪雷鸣般的敲击声”，首都掀起了电报机风暴，但这些展示只是在一张办公桌上，并没有显示出长途传递信息的可靠证据，美国政府并没有被他的“奇迹”打动。
四年之后，摩尔斯再次来到美国国会为取得资助最后一搏，这次他吸取了教训，把发送和接受设备安排在国会的两间会议室，来回发送信息，这回竟然有人相信了他的表演，一张3万美元的支票被签发出来，用于修建一处电报线路的试点。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被说服了，一位议员说与其支持电报，不如给催眠实验拨款，而且还真的提出一个修订议案，要把这3万美元的一半提供给一位著名的催眠大师，幸好这个修订议案被驳回了。
1843年3月3日，原议案以89票比83票的微弱优势被通过，摩尔斯拿到3万美元的拨款。根据约翰·戈登《财富的帝国》的说法，这个议案的通过还耍了一点阴谋，摩尔斯的一位合伙人，同时也是国会议员、众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主席史密斯先生在会议最后几分钟趁乱把批准拨款的文件插进了一个法令中，获得了通过。
1844年5月24日，在华盛顿最高法院的会议室，他向巴尔的摩的阿尔弗莱德·威尔成功发送了一条电报：“上帝所作之功！”（“看看上帝的杰作吧！”）64公里之间信息瞬间到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长距离的信息即时传送，电流电报创造的奇迹报纸报道出来，摩尔斯取得了成功，此后电报以惊人的速度推广开来，到19世纪末，美国几乎所有大城市都连上了电报系统。
1866年，美国企业家塞勒斯·菲尔德历经艰辛，终于成功铺设了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1858年8月曾传出电缆敷设成功的消息，已经让世界震惊过一次，但因为技术问题，信号越来越微弱，直至没有，据说“企业家”这个词1852年才进入英语词汇，菲尔德可能是企业家完美的诠释），大西洋电报将新旧两大世界连接起来，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创举，也激发了全球电报大扩展以及各地海底电缆建设的热情，远东地区也不例外。
大西洋电报电缆
两份外国人写的“秘件”
就在那一年，曾国藩收到总理衙门下发的两份外国人写的“秘件”，其中都提到建议中国发展电报（插一句，1866年孙中山出生）。
其中一份是大清海关的最高管理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写的《局外旁观论》，上一年（1865）年11月6日，他向总理衙门递交了这篇4000多字的中国改革开放计划书。《局外旁观论》中提到四个外国可教之善法：第一、铸银以便民（也就是货币制度，银行制度）；第二、做轮车以利民行（也就是发展蒸汽机火车）；第三、造船以便涉险（也就是发展轮船，建设海军），第四、电机以速通信（也就是发展电报）。
大清海关最高管理者 赫德
另外一份是威妥玛所写的《新议略论》，1866年正月十九日，英国公使阿礼国递交给总理衙门的又一份“借法自强”建议书。《新议略论》引用中国古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新法外国虽受其益，中国受益尤多，类如各省开设铁道、飞线，以及五金、煤矿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贷，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等等。其中提到的“飞线”也是电报。
总理衙门给曾国藩等十位通商口岸地方大员下发了这两篇文章，要求大家“详细筹划”。查阅曾国藩日记，并没有看到他对这两篇文章有回应，一方面可能是军务紧急，另一方面是总理衙门没有说这是必答题。
一代名臣如何恶补功课
但当时第二年不一样了，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总理衙门向全国18位地方大员发出“六百里加急”密寄上谕以及总理衙门首席大臣——恭亲王奕訢的密折，要求各地向中央选派两名熟悉洋务的人，同时对外国人“A请觐，B遣使，C铜线、铁路，D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E运盐挖煤，F开拓传教”等六件大事提出建议。其中铜线也就是电报线路，“电报”是后来从日本引进的词语，当时一般叫铜线、电线、电气线、飞线、通线或者电机，其中铜线与电线出现的频率较高。
两江总督曾国藩名列18名地方大员的榜首，而且上谕要求大家务必在当年十一月之内回奏，这是限期作业，只有两个半月时间。
从曾国藩日记来看，他是九月二十三日收到廷寄的，从十月初五开始，曾国藩就开始备课了，他的参考书就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从十月初五到十一月初七，几无间断，一个月时间将《瀛寰志略》通读了两遍。开始读的时候，他说：“久不看此书，近阅通商房公牍，各外洋国名茫不能知，故复一涉览耳。”十月二十一日，他将《瀛寰志略》通读了一遍，表示该书“关系现办通商事件，拟再看一遍”。在阅读的时候，还“将南洋群岛图将蓝色填画”，十一月初七第二遍阅毕，他说：“记性本坏，老尤健忘，虽看两遍，尤茫然无所记忆也。”
瀛寰志略
徐继畲（1795—1873）是徐向前元帅的祖上，是那个时代体制内最懂西学的精英，远远超过林则徐、魏源。郭嵩焘1876年出使英国，成为我国首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途中，随身携带一部《瀛寰志略》，每经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把当地的情况和《瀛寰志略》对照，不禁感慨：“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确实如是，且早余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在郭嵩焘出使英国那一年，亚历山大·贝尔在研究谐波电报过程中误打误撞发明了电话，第二年，郭嵩焘使用电话和随从通了话，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电话）。
不但曾国藩、李鸿章、奕訢、郭嵩焘在认真读他的书，康有为、梁启超也是他的粉丝。康有为说：“始见《瀛寰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说：“在沪始见《瀛寰志略》，始知五大洲各国——当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1998年，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说：“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内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美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畲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曾国藩阅读《瀛寰志略》时，徐继畲已经被召进京，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同文馆总管。1866年，《瀛寰志略》被总理衙门重印，并作为同文馆的教科书，当年10月21日，徐继畲接受了美国政府赠送的华盛顿画像。《瀛寰志略》的地理较《海国图志》精准很多，视野也开阔很多，但是书里没有提到电报。
徐继畲
中美两艘著名轮船的命运
经过两个月的恶补，1867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国藩交上答卷。在《遵照谕旨预先筹谋与外国修约事宜秘密陈述愚见以备择用折》中，曾国藩说：“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驴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其余如小轮船、铁路等事，自洋人行之，则以外国而占内地之利；自华人之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夺贫民之利，皆不可行。”曾国藩认为电报这样的信息传播工具，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会剥夺了平民生计，确实有一种对陌生事物的禁锢心理，但也不能完全以守旧视之，新的技术肯定会传统经济带来很大冲击，尤其是有着充分竞争的外国资本突然杀入一个农业社会，没有一定的过渡期，必定是很悲惨的。
即使现在的市场经济，互联网，人工智能对传统制造业、商业和媒体的冲击也是极其惨烈的。比如鸦片战争之后，广厦福宁上五口通商代替了以前的广州一口通商，中国的外贸和商业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这造成珠江流域以及从广州到韶关线路经济的衰落和大量人口的失业，这对太平天国之乱是有一定关系的。
政治家考虑技术创新和社会承受力的平衡无可厚非，但是更重要的也要考虑新技术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曾国藩此时对蒸汽机轮船以及机器生产（当然主要是枪炮）已经较为深刻的理解，并且是地方大员中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865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蒸汽机动轮船试航成功。曾国藩亲自命名为“黄鹄”号。美国人戴维·莱特在《19世纪西方科学在中国：徐寿和徐建寅》中称：“三年内掌握这种技术，不论何种标准，都是非凡的成就，此事亦说明，徐寿与他的同事们在从事这项事业时，其科学早已有多深。”而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报道时，发出了“中国人创造力之成功”的惊叹。据说同治皇帝还御赐了“天下第一巧匠”的匾额，这就有点过了。
徐寿和徐建寅在政治家曾国藩支持下建造了“黄鹄”号，而富尔顿在商人罗伯特·利文斯顿支持下建造了“克莱蒙特”号，命运是那么地不同。富尔顿在“克莱蒙特”号的基础是建立了一个商业帝国，而“黄鹄”号建成之后作为曾国藩个人私用座驾。1867年，驶往上海，转交给江南制造局，从此便搁置在码头，不过三年，船壳多处渗漏，沉没于黄浦江中。
“黄鹄”号
曾纪泽被动地推动了中国电报事业
至于在电报方面有文章称，1871年，曾国藩代表清政府参观大北公司在上海的电报房，观看电报的传递过程。查阅曾国藩日记，1871年十一月，曾国藩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住在机器局，除了检阅部队，就是接待访客，也进行了回访，暂时没查到他参观电报房的资料，但不排除他在上海接触电报。至于很多文章都在说“曾国藩在上海租界内实情观看电报通讯时,亦是赞不绝口”，来源都是某个不靠谱历史学家，这个历史学家的文章根本就没有来源。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上海巡视之时，中国已经连上当时的互联网——电报网，尽管有点耍阴谋。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帮助下，擅自将电报水线在长江口外的大戢山登陆，设立水线房，随后又趁朦胧的夜色，秘密将电报水线溯扬子江入黄浦江而至吴淞江（今苏州河），在虹口美租界旗昌洋行码头以下1英里处登陆上海市区，并把电报线引至该公司设在英租界南京东路5号报房内。1871年于4月18日大北电报对外公开营业。
不管曾国藩对电报的态度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儿子对中国电报事业也很大的推动，尽管是被动的推动。
1880年，清政府委派曾纪泽赴俄罗斯，谈判索回被俄方强占近十年的新疆伊犁事宜。在此之前，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被革职拿问。曾纪泽这次出使是“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经过长达10个月的谈判，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当时英国报纸评论：“俄人力求广地，日肆狼贪，所据疆域，未有得而复失者，有之，自伊犁始。”
曾纪泽
最著名的大臣如何给皇帝写信
1880年9月16日，在涉及国家领土谈判的紧要关头，李鸿章给皇帝写了一封信，结果两天时间，皇帝就批准了修建天津至上海电报大干线。
李鸿章的信一开始本来也是老生常谈，但背景很不一样，这是让皇帝最紧张的两件大事：一是中俄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二是去年小小日本竟然占领明清两代都是中国属国的琉球国，在中国朝野产生巨大反响：“用兵之道，神速为贵。泰东西各国于讲求枪砲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
接着将电报的好处和传统驿递的落伍，六百里加紧不如电报一瞬：“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
光绪皇帝关于筹建电报局批复李鸿章的奏折
最核心的是正在进行的中俄谈判，因为中国上海至京师没有电报造成信息不对称，对曾纪泽的谈判极为不利：“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钦使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
接着再从军事上敲打一下皇帝的心脏：“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兵船，在海洋日行千馀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
最后提出真实目的，建设连接南洋北洋，也就是上海和天津的电报，最重要是让皇帝放心，花钱不多，耗时不长，本金回收，权利不失：“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以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馀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三千馀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先于军饷内垫办。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并设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庶几权自我操，历久不敝。”
除了李鸿章的这封信，《清史稿》的其他报道很简洁“疏入，报可。逾年，工竣”。李鸿章在天津成立津沪电报总局，以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襄理局务，第二年该局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津沪电报干线掀起晚清大规模建设电报活动。至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报线“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并及朝鲜外藩”，已形成规模初具的电报网，并在上海等地与国际电报网实现多方位链接。
清末电报干线图
尾声
回到文章的开头，曾国藩的现存第一封家信。新课翰林曾国藩一八三九年年十一月二日（12月7日）从湘乡出发，一八四0年正月二十八日（3月1日）到北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在他出发赴京的那一天，儿子曾纪泽出生，他和母亲留在了湘乡老家。独自北漂的曾国藩，书信的那一条头牵挂的是就有妻子和孩子。
1872年二月初四（3月12日）午后，曾国藩在儿子的陪同下在花圃散步，忽然“足麻”，被扶回书房，端坐三刻而逝。
曾国藩去世当天的日记是：“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愧悚何极！”
曾纪泽的日记是：“看《唐书》，侍大人良久。”
曾国藩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他是幸福的。
20天后的4月2日，81岁的摩尔斯与世长辞。
在他去世前，医生敲了敲他的胸口，说道：“教授，我们大夫是这么发电报的。”
摩尔斯微微露出笑容，说：“很好，很好。”这是他的遗言。
3年后，贝尔的发明将使电报黯然失色，不过他没见到那一天。当然，电话也是在电报基础上发明的，电报，电话，传真，手机，电脑，以及互联网，微信，微博，电子邮箱，区块链……他们是一脉相层的，都是传递信息的工具之一，当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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